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司徒雷登

　　在社会动荡、思想纷乱、主义繁杂的时代，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自觉精神的崛起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。燕大校训意在为这一伟大的崛起引航。正像燕大校歌的副歌所唱的：“燕京，燕京，事业浩瀚，规模更恢宏，人才辈出，服务同群，为国效尽忠”。在《燕京大学史稿》第六章，“燕京人”的列表中，学校负责人（校领导）司徒雷登、吴雷川、周诒春、陆志韦、路思、梅贻宝，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高厚德、博晨光、刘廷芳、费宾闺臣、桑美德，还有各院系师生都表上有名，但排在这所有人前面的，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燕京大学“烈士名录”：魏士毅、刘谦初、张采真、唐振庄等十七人，其中刘谦初、张采真等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。由此可见，燕京大学不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所在，而是探求真理、锻造人格、切磋学问的熔炉。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封闭的，对政治风波也不采取回避态度，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投身民族解放、社会进步的潮流。司徒雷登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教会大学领导人相比，的确独具眼光，见解超群。历史证明，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并没有落空，时代变革的潮流极大地激发了燕大师生的聪明才智和学习热情，无论二战爆发前还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，燕大“良师益友，如琢如磨”，“踊跃奋进，探求真理”，培养出名副其实的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”的一代学人。

　　燕大校友马绍强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《燕大文史资料》第十辑中，对此曾有生动的记述：“笔者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，初攻历史，继读新闻。平时在校常听说司徒校务长最善于演说，燕大偌大一片建筑，在民国以来也算是中国一处出色的建筑群，都是靠司徒从美国募捐来的。可是，司徒究竟怎样善于言词，我当时还未领教过。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不抵抗政策，纷纷南下请愿示威。燕大学生爱国向不后人，立即宣布罢课，南下请愿。因而引起校内外国教授们的激烈反对。中国教授初持中立态度，继也有人出头站在学生一边。校内闹得不可开交，南下请愿团照旧南下，留在校内的学生也坚持和那些外国教授对立，不准任何人开课。出现这些情况，学校当局连电在美国募捐的司徒校务长，促他早日返华解决学潮。司徒返校之日，也是南下请愿团北上返校之时。当司徒到校之后，立即召开大会，全校学生和中外教授，齐集本校大礼堂，听司徒讲话。外国教授总以为司徒必然站在他们一边；学生也以为司徒毕竟是一位外国人，不会赞成罢课的。可是大出一般人意料之外，司徒此时站在讲台上，默不作声约二三分钟之久，才开口讲话。他说道：“我在上海下船，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，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？他们回答我说，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！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！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，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。”说这话时，脚尖一再踮起，态度真诚，声调恳切，眼中潮润着，泪水似乎就要掉下来。大家听后，无论中外教授和学生，无不为之动容。于是，满天乌云一风而散，次日学生照常上课，学生与教授之间，平静无事，一场风波就此平息……”

　　司徒雷登在抗战最艰难的情况下，以身作则,忠实履行了他所制定的燕大校训向社会与时代的承诺。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，就在美国对日宣战当天，日本宪兵队早上8点闯入燕京大学校园，开始逮捕燕大校方领导、教授和学生。当时司徒雷登并不知情，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，6日晚去天津度周末。2月9日司徒雷登在天津下榻处被日军逮捕，押回北京，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囚禁生活，直至1945年8月17日，日本天皇宣读《停战诏书》后的第三天才被释放。司徒雷登在被关押期间曾遭受日本宪兵四次长时间的严酷审问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，就是要他交代怎样把燕大学生送到大后方或根据地的，因为日本宪兵早就对燕大和司徒雷登有严密的监视，并对司徒雷登亲华、亲共的行为恨之入骨。司徒雷登对审问者并不回避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回答得非常坦然、镇定。他说，他非常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，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。至于那些学生出走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，他从不过问。当日本人追问哪些中国人帮助过他？司徒雷登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。他对审问者说，中国人帮助他是对他的信任，如果他出卖了他们，不但有负于人家的信任，就连审问者也会因此而看不起他。总之，自己“已经是个老人了，多活几天或少活几天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听任日本人的处置，但自己决不做任何可能危及朋友性命的事情”。与燕大其他被关押、受刑讯的教职员工一样，司徒雷登真正实践了当初决定留在敌占区继续办学的诺言：决不让自己的行为使燕大蒙羞。不仅如此，司徒雷登在关押期间继续研究写作，出狱时，“随身带走的只有几包在囚禁期间撰写和翻译的书稿。其中有他的自传《平生自述》、《对于同观音之见解》、《第四福音小注》以及吕新吾的《呻吟语》和《四字成语》的英译稿，《论语》的节译稿和附注等”。此时他已年届七旬。